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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父親臨終前,為他選擇了什么樣的“監護人”
2019-02-20 08:50:03??來源:福建日報  責任編輯:王俊杰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朱熹在十四歲時失怙,他的父親朱松去世之前將其托付給自己建州崇安縣(今武夷山市)的朋友劉子翬、劉子羽、劉勉之、胡憲等人,雖然此四人對朱熹母子照顧有加,但身居陌生環境的小朱熹仍然倍感艱辛,他曾給自己的叔叔朱槹寫信訴說“悲辛”,這一情況被朱槹記錄在自己的詩文《自作挽歌詞》中:“天涯念孤侄,攜母依諸劉。書來話悲辛,心往形輒留。”


那么,疑問來了,朱松在去世之前為什么不把朱熹托付給自己的弟弟朱槹或者其他親戚,而是托付給了朋友來照顧呢?實際上,朱松是經過認真考量之后才做出的選擇。


宗親零落無人可托


朱松祖上本為婺源(今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名門望族,但到其父親朱森時已經家道中落。北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朱松進士及第,被授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朱松將家族僅有的百畝之田全部賣掉,換取入閩為官的路費,攜父母、兄弟、妻子等八口人舉家遷居福建。


但是,由于時局動蕩不安,朱松又長期出任縣尉一級的小官,朱家貧困潦倒的現狀一直未得到明顯改善。從朱松的詩文中可以看到,雖然朱松為生計頻繁奔波,但生活一直處于貧困狀態,常常需要別人接濟。其父朱森一直寄居并死于政和官舍,去世后因無錢歸葬故里,只能寓葬于政和縣護國寺院旁邊。朱松去世時,家貧子幼,一直到第二年才在朋友胡憲的幫助下草草被安葬于崇安五夫里(今武夷山市五夫鎮)西塔山的靈梵寺院之側。


雖然朱松有兄弟三人,其二弟朱檉中過武舉,三弟朱槹也為建州貢員,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朱家生計似乎一直壓在朱松一人身上。朱松去世后不久,朱檉也相繼去世,剩下三弟朱槹依然在貧病中掙扎,他在詩文中慨嘆“二女隨母住,外翁今白頭”,也就是說他連自己的女兒妻子都無法照顧,只能將她們寄居在岳父家。可想而知,朱松怎么能將小朱熹托付給自身難保的兄弟來照顧呢。


身邊至親無法托付,為什么朱松未讓小朱熹跟隨母親回到新安歙縣(今安徽省黃山市歙縣)母親家呢?事實上,朱松的妻家祝氏家族當時也衰敗零落,不堪托付。新安祝家本是同朱氏家族世代聯姻的當地望族,朱松岳父祝確的祖父曾是新安巨富,因其擁有新安郡一半的產業而號稱“半州”,但在北宋方臘起義中損失了大部分家產。到祝確時,又在一場官司中傾家蕩產,家族星散。


據朱熹所作《外大父祝公遺事》記載,祝確另有二子祝莘、祝嶠,朱松到福建后,祝嶠曾投奔朱松,跟隨朱松學習伊洛之學。而在祝莘、祝嶠去世后,他們的子孫也都遷居福建,分別居于崇安和尤溪。也就是說,朱松生前已經明白,祝家已經零落到可能需要自己接濟的地步,根本無法為朱熹母子提供可靠保障。


“二劉”慷慨照顧


宋人張栻在為劉子羽作的《墓志銘》中說道:“吏部郎朱松疾病,以家事托,公筑室買田,居之舍旁,教其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也就是說,朱松在去世前曾寫信給劉子羽,讓其照顧朱熹母子生活。


劉子羽、劉子翬兄弟二人所在家族為仕宦之家,是當地擁有巨額田產的顯貴富豪,據明代嘉靖年間修撰的《建寧府志》卷二十記載的劉子翬宅“中有六經堂、早賦堂、悠然堂、橫秋閣、凉陰軒、山館、萬石亭、意遠亭、懷心亭、百花臺、酴醿洞、海棠洲、蓮池、橘林、桂巖、醒心泉、宴坐巖、南溪,凡十七景”,其富有程度可見一斑。


而劉氏兄弟也不負重托。劉子羽專程將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像對待自己的子侄一樣照顧朱熹,專門修葺了一座五開間的舊樓供朱熹母子居住。宋人羅大經撰的筆記《鶴林玉露》甲編卷二《子弟為干官》中記載,劉子羽曾寫信給劉勉之,交代他為朱熹母子提供住食的情況:“于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于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此屋五間即后來的紫陽樓,朱熹在此居住達四十年之久,朱熹晚年還專程寫詩回憶在此的居住生活:“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卻是冬暖夏涼天。繞舍扶疏千個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謬,憊臥西窗日滿川。”可見朱熹對這里的居住條件相當滿意。


實際上,二劉兄弟對朱熹母子在物質生活上的照顧是相當慷慨的。明人李默、朱河輯錄的《紫陽文公先生年譜》中提及,劉子翬因為喜歡武夷山山水之勝,常常攜朱熹前往武夷山水簾洞講學。因五夫里距武夷山較遠,劉子翬于中途建歇馬莊,并購置土地二百畝以供相關費用。這些田產實際上是劉子翬與朱熹共有,劉子翬去世后,其侄子劉珙將田產全部送給朱熹,讓其以田產收益贍養母親。


“武夷三先生”學有淵源


朱松在去世時叮囑朱熹:“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此三人即胡憲、劉勉之、劉子翬,合稱“武夷三先生”。“學有淵源”是指三人皆主二程理學。


劉子翬、胡憲皆曾師事胡安國而得聞河南二程理學,劉勉之曾問學楊時而成為二程的正宗傳人。朱熹到五夫里后,就讀于劉氏家塾,三先生皆為家塾老師。小朱熹在家塾里全面正規地接受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儒學教育,而且在三先生的引導下,開始系統研習二程理學。除此之外,小朱熹還分別問學于劉勉之的草堂和胡憲的藉溪山居,專門聆聽二人教誨。


雖然三先生都是程門理學家,但對朱熹的影響卻各有偏重。朱熹在劉氏家塾就讀時,朝夕受教于劉子翬之側,劉子翬也很喜歡朱熹,對其有很高的期許,他給朱熹取字“元晦”,希望他“言而思毖、動而思躓,凜乎惴惴,惟曾顏是畏”。劉子翬吸收佛老思想,著有雜糅儒佛老三家思想的理學代表作《圣傳論》,專門論述理學道統學說,提出“惟精惟一”的道統傳授密旨。這一思想后來被朱熹完全接受,并將道統傳授密旨發展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十六字心傳。


劉勉之在接受朱松的托孤后,不僅幫助朱熹母子經理家事,還把自己的長女劉清四許配給朱熹。作為翁婿,劉勉之對朱熹的教誨當然也不遺余力。劉勉之向朱熹傳授了張載的《西銘》,該書是對二程創立理學具有啟發意義的著作,有理學“宗祖”的地位。朱熹后來作《西銘解義》一書,其思想源頭就來自于劉勉之。劉勉之的思想對朱熹影響巨大,故《宋史》稱“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劉子翬、劉勉之分別于宋紹興十七年(1147年)、紹興十九年(1149年)去世,之后朱熹獨事胡憲,故朱熹曾說其“于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灑掃之役,事先生(胡憲)為最久”。胡憲最看重《論語》,著有《論語會義》一書,并向朱熹傳授了《論語》的“為己之學”。朱熹早年所著的《論語集解》一書就是模仿胡憲的《論語會義》。后來,朱熹還把胡憲的《論語會義》一書作為學習《論語》的入門書推薦給自己的學生。


可以看到,朱松的托孤是經過認真考量之后作出的正確選擇,正是這一正確的選擇使得少年失怙的朱熹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擺脫了困于生計的后顧之憂;在學問上學有所師,進入求學問道的正途。而朱熹也不負父親的一片苦心,在劉子羽、劉子翬、劉勉之、胡憲等人的照顧和培養下,于紹興十八年(1148年)考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準敕賜同進士出身,之后更是在李侗的引導之下,成長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代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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